培养理论最早是由美国传播学者格布纳和格罗斯在1976年提出的，通过一系列有关电视暴力内容的研究，对电视暴力进行内容分析，以及测量电视对受众态度的影响，最终提出了“培养理论”。
格布纳认为，随着电视的普及，它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大众媒体。我们接触电视的时间越长，就越容易把电视中所表现的世界当作是真实的世界，模糊了媒体的象征环境与真实环境之间的界限。培养分析探讨了电视对受众现实感知过程的影响，它把电视讯息看作一个整体，认为不同的节目类型中都有一些持久不变的内容模式，反复灌输给受众。日久天长，影响受众对现实的感知，甚至塑造其思维方式。格布纳认为，电视的培养就像“冰川效应”一样，在较短时间里，人们感觉不到温度微小的变化，但是长期的积累，就会产生沧海桑田的巨变。
到目前为止，培养分析已经远远超出了电视暴力的范畴，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以后，培养分析已经转向更一般的“主流化”研究，涉及性别角色、老龄化、政治取向、家庭、环保、科学、健康、少数民族、职业等。更确切地说，培养分析是关于社会文化的理论，它是社会文化指标研究项目中的一部分。具有以下一些特征：
1.培养分析理论主要关注商业体制下电视对观众的影响。
2.培养分析把重点放在电视的虚构性内容而不仅限于对新闻的研究。从叙事角度来看，电视新闻和电视剧没有本质的区别，它们都是关于世界的故事。培养理论本质上是关于叙事（故事）的理论。
3.培养研究并不关注单条信息的影响，而是考察整个讯息系统中重复出现的、稳定的内容模式的宏观影响。
4.培养分析主要关注的是电视造成的长期的、相对稳定的、一致的、广泛共享的后果，而不是效果研究所追求的变化。该理论认为，电视最大的效果不是使我们的态度和行为发生变化，而是使它们保持稳定。
5.培养意味着系统的文化形象、实践、生活方式和信仰结构的潜移默化。培养分析虽然不否定观众的主动选择能力，但该理论认为由于讯息系统长期积累的培养，要摆脱其影响是不可能的。作为一个宏观理论，培养分析并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受众的使用过程和意义解释过程等微观问题上，而是把精力放在整个讯息系统长期的影响上。
6.培养分析考察的是电视对受众现实感知的影响。它并不认为电视具有不可抗拒的强大影响，但是却认为它在塑造我们关于现实的共同观念上具有累积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