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教仁被刺到二次革命失败的过程中，国民党系统的报刊都以大量篇幅声讨袁世凯。上海《民立报》每天都以整版的篇幅连续报道宋案的经过，用铁一般的事实证明袁世凯就是刺杀宋教仁的元凶。《中华民报》发表题为《强盗政府》的社论，并在二次革命爆发后连续发号外，报道各地宣布独立和反袁军事进展情况。《长沙日报》发表文章列举袁的24条罪状，广州还创办了《讨袁报》，一些报纸也出版了反袁专刊。一些非国民党报纸，这时也看清了袁世凯的嘴脸，加入到了反袁的行列。
袁世凯复辟后，大多数报刊都站到了袁世凯的对立面。在袁世凯帝制自为期间，它们拒用“洪宪”年号，明确表态支持护国军的武装斗争。就连原先拥袁、亲袁的一些报纸和报人也加入了反袁的行列。梁启超不为重金所动，发表反对复辟帝制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影响很大。一些历来比较保守的报纸，如《申报》也拒绝接受袁世凯的贿赂，改变态度支持反袁，公开发表声明，指责帝制活动是“无端自扰”、“实难赞同”。

（1）迫害报刊和报人。
（2）制订报刊法规。
（3）出版官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