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复仇者的结局要么是依法裁决的“死”，要么是被统治者宽赦、社会舆论支持后的“生”，复仇将情理法的冲突体现得淋漓尽致。法治社会里，对复仇的违法性毋庸置疑，但是复仇体现的情理法冲突仍困扰着法治建设。“父母之仇，不共戴天”。血亲复仇，原本是人类的一项权利，也是义务。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的很长一个时期，这种复仇权利仍然为一般社会成员所享有。随着国家作用的扩大和地缘政治的强化，生杀之权越来越多地集中于国家，复仇权也逐渐受到种种限制。《周礼》主张区别不同的杀人行为而给以区别对待，“凡杀人而义者，不同国，令勿仇。仇之则死。”《春秋公羊传》则进一步明确：“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母被他人所杀，子女若不能为其复仇而苟且偷生，则于情于理不容，不孝之名难以摆脱；但若复仇杀人，则势必引起反复仇杀，导致社会混乱，危及国家政权，同时也会直接侵损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权。在中国这样一个极端重视宗法伦理的国度里，国家法律对私人复仇从认可、允许，到限制、禁止，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直到包括法律制度在内的各项制度相对健全完备的唐代，社会对于禁止复仇一事仍然久议不决。唐朝统治者本有强化国家统一司法权的总体设想，试图较大幅度地加强法律的强制性，禁止在一定程度上破坏国家司法权的民间复仇行为，但这一点又与唐代尚礼法、重伦常的基本国策相悖。于是，从朝廷、官府到民间，围绕着是否允许复仇的问题，一场广泛的讨论展开了，赞同、反对、调和的意见都获得了表达的机会。在法治社会首先应当对情、理、法重新认识；其次，正确看待情理法结合在实现法律体系本土化、保障司法公正以及增强判决执行力中的价值；最后，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要恰当运用情理法。立法中要恰当吸收情理因素，社会变化时法律中的情理因素也应当作相应调整；在司法实践中要正确发挥情理的作用：结合情理因素进行事实认定；灵活运用情理，发挥调解制度的优势；法律缺位时使用情理弥补；司法应结合情理实现法律目的和社会效果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