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最重要的两个转向是非理性转向和语言论转向。
①非理性转向与人本主义文论：非理性转向主要是针对人本主义文论而言的。德国古典哲学终结之前的西方哲学一直视理性为至高无上的原则，无论是古希腊柏拉图时代视人为理性的动物，还是文艺复兴对中世纪神学的反抗而弘扬人的理性，无论笛卡尔时代的法德理性主义将自然科学的理性融入文艺理论中，还是康德黑格尔德国古典哲学时期视理性原则为人本主义的核心尺度，理性与人本主义一直是一致的。但随着德国古典哲学的衰落与尼采叔本华唯意志论哲学的兴起，传统的人本主义与理性、科学之间出现了裂痕，进入20世纪，人本主义哲学与文论中非理性主义逐渐占据上风，形成了所谓非理性转向。
非理性的人本主义文论认为，传统的科学理性远远不能统摄全部世界，对人类无限丰富复杂的精神文化、心理活动甚至无意识、意识流等情感与直觉完全没有涉及，不利于人类对整个世界的认识，因此，需要将目光从传统的理性原则转向长期被忽视或遗忘的非理性层面，并构建新的文艺理论。这一转向的主要代表有：表现主义对直觉的推崇；直觉主义意识流的分析；精神分析学对无意识的开拓；解释学与接受理论对审美期待视域的研究等。
②语言论转向与科学主义文论：语言论转向主要是针对科学主义文论而言的。纵观整个西方哲学史，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从古希腊时代的“世界是什么”这一论题到17世纪笛卡尔莱布尼兹为代表的德国法国理性主义哲学对这一论题的颠覆而转向“人类为何能认识世界”，标志着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次重要转向即“认识论转向”。哲学真理不再自明而有待证明与认识，认识论转向不仅是对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反拨，更开创了现代自然科学方法论。虽然大陆理性主义注重的是研究“我们知道的究竟是什么”，而英国经验主义注重的是研究“我们是怎样知道的”，但二者都已经将认识论作为哲学研究的重点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到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与19世纪实证主义的启迪与影响，西方哲学发生了第二次重要转向即“语言论转向”，哲学家们开始试图通过对语言及其结构的分析来解决哲学难题。这一转向摆脱了对世界本质的单纯追问及对人类认识能力可靠性与可能性的研究，而强调事先要在语言层面上检验这些命题的真伪，其立论的基点与以往大为不同。
语言论的科学主义文论认为，文学批评要遵循文学内部的规律，即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文学性是什么，因而要对文学作品的语言、风格、结构等文本形式特征进行细致的探讨，挖掘深藏于文学作品内层的总体结构与普遍语法。这一转向的主要代表有：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语义学和新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叙事学及解构主义等。
③非理性转向与语言论转向之间的关联：虽然语言论转向主要是针对科学主义文论而非理性转向主要是针对人本主义文论而言的，这一对应关系并不是绝对的，语言论转向在部分人本主义文论中也有所体现。克罗齐在《美学原理》中就对直觉、表现与语言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认为美学就是语言学；现象学与存在主义文论也十分重视语言问题，海德格尔就把语言看做人类生存的家园，认为诗的本质就是用语言去神思存在；解释学理论中，伽达默尔也将语言视为解释学文论的中心。这不仅说明两大转向在两大主潮中交叉重叠、难以截然分开，更说明了这两大转向在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深度和广度上中占据的重要地位。
④文化研究的新转向：除了语言论转向与非理性转向之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在六七十年代之后还呈现出文化研究的新转向。首先，产生这一转向的现实原因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传媒技术的迅猛发展，形形色色的创作手段与传播手段给文艺作品的创作与接受带来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以往单纯局限于纸媒文本的文论研究已略显脱离现实，且新的传媒技术手段给文论研究带来了新的研究点，引导文论家们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其次，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影响及阿多诺反体系非中心的否定性哲学方法论的影响，文论家们不再执著于建构一整套无懈可击的封闭理论体系，沉迷于各派系的纷争之中，而是走出建构体系的圈囿，直接面对各类文化现象本身，针对新兴的大众文化现象，对资本主义话语霸权展开意识形态的批判，从而揭示文艺创作从纸媒时代步入电视传媒甚至网媒时代之后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及其呈现的发展规律。因此，回顾20世纪后半叶的西方文艺理论研究，文化研究将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研究重点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