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的碑学思想集中反映在《（）》中，他第一次使用了“（）”和“（）”这两个概念。

吴昌硕的书法，以（）和（）成就最高，他的篆书从《（）》中得益最多，一生研习不辍，并参以邓石如、吴让之法，结字（）。

吴昌硕篆刻以石鼓文笔意融入汉印，又于汉砖瓦文字及封泥中得到启发，印风苍浑豪放，形成具有（）特征的一代印风，世称“（）”，他被公推为（）第一任社长。

黄士陵在篆刻上以光洁劲挺、平中见奇的印风独树一帜，为“（）”开山鼻祖，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虽竭力推崇北碑，但又认为“集帖与碑碣，合之两美，离之两伤。”这种碑帖结合的思想在书法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同时他十分强调字外功夫，认为：“胸罗万有，书卷自然之气自然溢于行间，古之大家莫不备此，断未有胸无点墨而超轶等伦者也。”他的书法在日本产生很大影响，有“（）”之誉。特别是对日下部鸣鹤、岩谷一六、松田雪柯、水野元直等影响尤深。他的《（）》便是为水野元直所写的一部教科书。碑学理论和实践经他到日本传播后，使得日本书坛开始崇尚篆隶和北碑，且风气愈演愈烈，从而对日本近代书法的变革潮流起着直接作用，被称为“（）”。

吴熙载，字熙载，后更字（），是（）之后的又一篆书大家，后来学其篆的人甚至超过（）。

碑派的发生和发展，可谓（）、（）发其机，（）、（）导其流，（）扬其波，（）助其澜，碑派遂一统天下，于是（）成为清代晚期书坛的总体特征。

（）的书法创作以北碑为主要格调，在书法史上可谓敢为人先，成为清代碑学从理论到实践都统一在北碑上的第一个典型代表。

（）的书法以隶书驰誉书坛，康有为称他为“集分书之成”，与邓石如同为清代碑派书法创作的代表人物。

邓石如的书法以篆、隶见长，尤以（）著称于世，以长锋羊毫写出富有弹性和变化的笔画，运笔流畅中见刚毅，改变了以往只重结构的单调的篆书审美定式，开一代风气。他的“邓派”篆刻也融入了书法的用笔美，后人称其“（）、（）”，对后世影响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