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时期，出现了以李白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歌的高潮，李白扩大了浪漫主义的表现领域，丰富了浪漫主义的手法，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可以说，李白的诗歌成为屈原以后浪漫主义诗歌的新高峰。
首先，李白诗歌浪漫主义艺术特色有其产生的社会因素：
盛唐时期政治开明、经济繁荣昌盛，这种环境下形成了李白豪迈的性格、炽热的情感和敏锐的政治追求，从而奠定了李白诗歌浪漫主义的思想基础。开元、天宝年间，唐朝国力极度强盛，经济、文化等方面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在这种时代精神的感召下，李白以“济苍生”、“安黎元”为己任，一生不懈地追求报效祖国的机会。而唐代庶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大都无视世族门阀那一套宗族礼法，思想上狂傲豁达，行为上放浪不羁，加之李白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因而在时代大气候的影响下形成了傲岸不屈的性格。他以大鹏自比，时刻准备“一鸣惊人，一飞冲天”。然而在李白生活的年代里，政治开明、经济繁荣的后面却隐藏着种种危机。李白第一次怀着“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的抱负，去追求建功立业时，摆在他面前的就是一条荆棘丛生的险径，他在漫游的十八年中并没能实现理想。后在天定元年受玄宗之征人长安，却落了个权贵嫉妒、赐金放还的下场。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失败，使李白的内心极度痛苦，“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他感到从政报国道路的艰难，“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李白正是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苦苦挣扎，他把自己美好的政治理想和对统治阶级的蔑视、愤恨借助浪漫主义艺术创作方法表现在他不朽的诗作中。
李白诗歌浪漫主义艺术特色的形成还有其个人因素：
首先，他豪放的性格和强烈自我表现的精神，使他诗情喷涌、一泻千里，在许多诗篇里都表现出不受羁绊的豪放性格和强烈的主观色彩，如他要入京求官，就宣称“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政治失意了就大呼“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当他喷涌的诗情用平常的语言不足以表达时，就用大胆的夸张，如用“抽刀断水水更流”比喻“举杯消愁愁更愁”、用“白发三千丈”比喻“缘愁似个长”。当现实生活不足以形容、比喻、象征其思想愿望时，他就借用非现实的神话和种种奇丽惊人的幻想来表现。
其次，他错综复杂的思想是其浪漫主义的又一成因。他一方面接受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另一方面又接受道教和道家的思想。他求仙访道、委顺自然、遗世独立，追求绝对自由，他深受庄子影响，“投泪笑古人，临濠得天和”，蔑视世间的一切，当他在现实生活中失望时，他就把思想寄托在山川、河流、仙界神灵上。他以山为朋——“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以月为友——“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和神仙为伴——“仙人抚我顶，结发受长生”。同时他还受游侠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和游侠本是不相容的，但这种错综复杂的思想却是支配他一生的主导思想。他虽然渴望人世、匡济天下，又不屑于走科举出仕的道路；他干谒王侯“高冠佩雄剑，长揖韩荆州”，却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他希望从政，但却要求从政不能妨碍他对自由的追求。李白这种不能实现理想的错综复杂的思想，使得浪漫主义艺术手法成为他在进行诗歌创作时必然的选择。
李白的一生是政治上坎坷多折、壮志难酬的一生，但他“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不朽诗篇，“谪仙人”的风采，汪洋恣肆、舒卷自如、妙机天成的浪漫主义情韵是留给后人的巨大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