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记》在中国戏剧史上一向被视为“词曲之祖”，对明代的戏剧发展有诸多的影响。一方面，高明在他的创作中明确提出了“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的创作思想，强调作品的社会教育作用，努力尝试把戏剧这种“小道”提升到教育工具的地位。另一方面，他以他的文学修养，提高了南戏的文学品位。他以他的创作改变了南戏的粗陋，使南戏得以与杂剧、与文学史上的其他文学样式并驾齐驱，使南戏由民间进入到文人的书房。以此为标志，南戏创作迈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作为创作的范本，它的曲辞，一再为曲谱所收录，为人们写作剧本提供参考。剧中蔡伯喈牛府奢华生活与越五娘乡下凄苦生活的成功对比、穿插，确立了双线结构在后来的南戏、传奇创作中的地位，几乎成为南戏及传奇创作的基本结撰方式。
在内容方面，它也表现出与以往作品的很大不同。虽然仍以家庭婚姻为题材，但它不再是对文人负心的批判，不再是对文人忠贞爱情的歌颂，而是通过蔡的故事引发了人们对文人“婚”与“仕”的道德反思，表达了文人心中一种普遍的人生困惑。在《琵琶记》中，作者重新塑造了蔡的形象，使他从弃亲背妇变成了怀亲念妇，在作者的笔下，蔡是一个软弱动摇的、不能决定自己命运的文人。他不愿离开父母妻子去赴试，但在父亲的要求下，他服从了；考中状元，朝廷不许归省，牛丞相逼婚，蔡辞官辞婚均被拒绝，面对强权，他又服从了。一次又一次的妥协、服从，不但给亲人带来无尽的苦难，蔡本人也因此陷入深深的痛苦。它对蔡形象的这种改变，一方面当然是为了表现贤孝，但另一方面也使剧本具有了更深刻的意义。如果说宋南戏《越贞女》从伦理的角度探讨了蔡家悲剧的原因，它则突破伦理的范围，进而对世俗追求的功名利禄、对朝廷的威权，提出了批评与思考。剧本的结尾，虽然是满门旌表，但正如越五娘所说“饿死的瘦客综合利用做肥”，这旌表是用父母的生命、妻子的苦难换来的虚名，我们从中读到的是忠与孝的矛盾，是功名利禄的虚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