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小说，经常会采用一种独特的视角，创造一种新奇的感觉世界的方式。从《透明的红萝卜》开始，儿童视角、孩子目光，在莫言的作品当中就形成了一个先后相承、不断采用的叙述方式。不管作品讲的是什么年代，讲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儿童的参与、观察和思考，都给这些作品带来了一种奇异的、别致的、对读者有很多的诱惑力和想象力的艺术元素。比之于感性和理性较为协调的成人，孩子处于感性敏锐、理性不足的时期，他们对世界的感性认知，既强化和突出了对象的形象性，也与文学作品的直感性和形象性优先相吻合。如黑孩在河边砸石头时，将听觉和视觉结合起来赋予声音以图像的一段描写："黑孩的眼睛本来是专注地看着石头的，但是他听到了河边传来的一种奇异的声音，很像鱼群在唼喋，声音细微，忽远忽近，他用力地捕捉着，眼睛与耳朵并用，他看到了河上有发亮的气体起伏上升，声音就藏在气体里。只要他看到那神奇的气体，美妙的声音就逃跑不了。他的脸色渐渐红润起来，嘴角上漾起动人的微笑。"《红高粱》故事的主体，写的是"我爷爷"余占鳌、"我奶奶"戴凤莲那一代人的故事，但经常跳出来讲述这个故事的却是一个名叫小豆官的孩子。如果把这个人物拿掉，这个作品的主体恐怕不会受到大的影响，但是恰恰是由于小豆官的在场、评述，使得这个作品非常生动、鲜活，有了一种盎然的童趣。《丰乳肥臀》、《四十一炮》等作品里的一些成人叙述者，也有着一种长不大的儿童的心态，而《生死疲劳》中在六道轮回中的西门闹，由于兼有人类和各种动物的特性，因而他（它）眼中的世界也更加富有情趣。
莫言在作品中还创造了一个独特的"高密东北乡"的文学世界。乡土文学，往往与特定的地域风情联系在一起。鲁迅以未庄、鲁镇、S城命名的浙江水乡，以及沈从文的湘西、萧红的呼兰河畔、周立波的洞庭湖区，都是印上了深刻的个人标记的。80年代以来，在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影响下，中国作家的地域性建构更为自觉。福克纳不断地写他家乡那块邮票般大小的地方.终于创造出一块自己的天地。莫言曾经说道：读了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后."我立即明白了我应该高举起’高密东北乡’这面大旗，把那里的土地、河流、树木、庄稼、花鸟虫鱼、痴男浪女、地痞流氓、刁民泼妇、英雄好汉„统统写进我的小说，创建一个文学的共和国。当然我就是这个共和国开国的皇帝，这里的一切都由我来主宰。创建这样的文学共和国当然是用笔，用语言，用超人的智慧，当然还要靠运气"。
莫言的家乡，在他的众多作品中，由此转化为高密东北乡。它最先出现在《秋水》和《白狗秋千架》中，经由《红高粱》、《丰乳肥臀》，直到《生死疲劳》，莫言建立了自己的高密东北乡的文学世界。如果按其历史顺序排列，《秋水》为其开端，是高密东北乡的创世纪，是写"爷爷奶奶"作为这块土地的开拓者的一段奇遇。然后，"爷爷奶奶"的形象在发展扩充和大幅度的改造后，又出现在《红高粱》系列作品和《丰乳肥臀》中。这是高密东北乡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时间从20世纪20年代到抗日战争时期。《透明的红萝h》、《枯河》、《生死疲劳》等则是发生在当代现实之中。而且，高密东北乡的历史和现实，是两个对比鲜明的世界。后者是作家真实感受着的人生，沉重、凄凉，前者是作家心灵中的幻象世界，激越、神奇。它在历史时间上是顺延的，在作家的创作上却是倒置的，由现实而返照历史的--经由想象力建造起来的红高粱世界的辉煌，映照出当代人的没落和凄凉，也印证着作家提出的"种的退化"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