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广大地域决定中国文明的道路和文化方向。中国大陆的整体性，影响着中国文化的走向统一，地域广阔的大陆又一定是一个人群林立的世界：中国文明时代的开始，家国社会的建立，正以这样一个基本情况为前提。中华祖先在创建它的古代文明时，首先面临着大地域上人口构成多族群的特点。在中国，战争征服是有的，但最终古代文明的成功依靠的不是战争，而是联合与融会。
（2）广大地域与对天下统一的追求。分裂与统一是中国历史的两大现象，统一总是占主导倾向的追求。这样的追求来源于广大地域上人群的迁移及人群间许久以来的相互交流。甲骨文中就有“四方”的明确记载；大体从商朝开始，王朝就已按着距离的远近，对天下人群采取不同的政治策略；西周时，“天下”的观念已十分清晰；以后历朝历代的皇帝，无不以边远的四高民族的“来朝”为荣耀。“天下”观念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追求统一，追求统一始终是政治观念中的基调，也是历史的基本倾向。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意识，是威力持久的中国理念，对中华民族的不断发展壮大，曾起过重要作用。
（3）地缘特征与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这里的地缘概念，不同于现代的领土观念。它所指的是当中原文化中心形成后，与北方范围更加广阔的草原游牧文化之间的关系。从地理的角度观察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应特别注意与北方边地草原人群的地缘关系，那里藏着中国历史命运的重要秘密。在西北方向，帕米尔高原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分隔着东方与西方两大文化世界。但在更近的北方，中原文明必须长期面对一个由草场、山地、沙漠、戈壁构成的辽阔的地域，和以游牧为基本特征的文化区域。这个辽阔的地域，向北可以延伸到今俄罗斯的西伯利亚，西连中亚乃至东欧平原，东接中国的东北和今俄罗斯的远东地区，那里是森林密布的寒冷湿润地带。这是一个巨大的扇面形地带，居住着很多古老的人群。广阔的蒙古高原，是这些民族与中原发生关系的“前台”。在这个前台上，截止到蒙古族人兴起，没有一个民族是它的固定主人。从文献记载可以看到，最早的人群是严优，之后是北狄，秦汉以后有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党项、金以至蒙古、满族。
（4）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草原民族除满族之外，基本都是在前一个民族迁徙，草原出现“真空”状态时，从原来的居住地大举跃进，充当新的草原主人。在中原政治兴旺时，他们送巡于它的周围，学习着中原文化制度，有的人群还被强大的中原王朝击溃，或远徙或内迁；当中原朝政陷于混乱衰弱时，他们便大举进攻，进而人主中原，造成中原因有居民的向南迁移，而他们则成为中原文化的接受者和新的创造者。在短暂的迟滞后，文明沿着中原固有的文化方向升温、繁荣。隔一二百年或更长一点的时间，上述的情况再重复一次。这样的重复，却是多次发生。这就是中原文明的历史命运。这命运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内涵。中原文化，带动着地域更加辽阔的东亚文明的同步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