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是指在1901年以后，清政府在内外压力之下，被迫推行的法律变革活动。1901年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被迫实行“变法”、“新政”以后，中国所面临的内外矛盾并没有因为进行的政治欺骗而缓和或减轻。统治阶层内部的改良派，以及与清朝廷既有共同利益，又存在重大分歧的西方列强，对清政府的顽固也十分不满，国内外要求改革，主张君主立宪制的呼吁越来越强烈，面对越来越强烈的政治、舆论压力，清政府不得不考虑“预备立宪”，企图以更大的欺骗活动，来缓和内外矛盾和舆论的强大压力。
1905年清廷派遣以载泽为首的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的政治情况，五大臣出洋考察的结论之一：立宪是历史发展的潮流，“国无强弱、无大小，先后一揆，全出宪法一途”。结论之二：立宪是“救危亡之方”。结论之三：“立宪政体，利于君，可使皇权永固”。它们还举例了日本的立宪制来说明。结论之四：中国立宪可参考德国、日本国政体。
在统治集团有关立宪结论中，载泽还提出了立宪三大利：“一是：皇位永固，二是：外患减轻，三是：内乱可弭”。西太后仔细考虑了五大臣考察的奏折，经过七次召见一系列的秘议，终于与1906年九月一日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宣布预备立宪”上谕。清廷在上谕中强调，预备立宪应该以：“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为原则。其真实目的在于要求天下臣民“尊君爱国”，“尊崇秩序”，而并非真正“立宪”或“宪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