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所有权主体的非人格化资本*行为与要求企业以盈利为目标经营国有资产之间的冲突。当政府作为所有权主体时，因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它未必会把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作为唯一目标。然而，为了完成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就客观上因其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参与市场竞争。为此就需要实现政企分开。
二是剩余索取权的不可转让性与要求企业产权具有可交易性之间的冲突。市场交易本质上是产权的交换，国有企业若要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就应不仅有权占用，而且可以自主处分企业资产，一旦经营失败，企业就有可能破产和被接管。企业产权的这种可转让性显然依赖于剩余索取权的可转让性。然而，剩余索取权一旦发生转让，企业的国有制性质就难以维持。
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后，如何解决代理问题就成为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为了防止多级代理下国有资产的流失，就必须对国有产权实施有效的保护。但是受国有产权固有属性的影响，国家在实施国有产权保护时将会遇到诸多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