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博弈论著名的案例“囚徒困境”为例：警察抓到两个纵火案犯罪嫌疑人，然后将它们隔离关押起来，并要求他们坦白交代。假定：如果两人都承认纵火，每人将被判刑3年；如果都不承认，每人将被判刑1年；如果一个不承认而另一个坦白并作证，那么抵赖者将被判刑5年，坦白者将被释放。这两个囚徒将做出怎样的选择呢？显然，在以上假定中，最好的结果是双方都选择抵赖，结果是大家都只被判刑1年。但是，由于两个囚徒在理论上都是从利已的目的出发进行决策的所谓“理性行为者”，在无法获取对方的完全信息并给予对方充分信任的情况下，每一个人大概都会选择似乎对自己最有利的策略，即选择坦白。出现了个体理性（都选择坦白，各被判3年）与集体理性（都不承认，各被判1年）的冲突。
国与国之间的扩军、裁军也是这样一种“囚徒困境”，在双方信息沟通不畅的情况下，就会导致双方不能达成合作，一国的个体理性导致了国与国之间的集体非理性，没有实现相互之间的利益最大化。
我国一贯坚持和平外交，同时拥有一定数量的核武器，并且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就避免为了达到先发制人的目的，而不得不投巨资花大钱在军备上以确保己方克敌制胜的能力。我国这样的核战略，一方面降低了我国在其他核大国眼中威胁，另一方面保证我们可以把更多的钱用在社会经济建设和综合国力提升上。
有了最低限度核威慑战略（一报还一报的最优策略）的保障，再通过充分的信息沟通，就可以打破国与国之间在军备竞赛中的囚徒困境。以中美、中俄为例，我们主动释放善意，不断裁军，同时，着力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加大中美、中俄双边经济、社会、文化、军事方面的交流沟通，使得博弈双方认识到博弈的各种可能结果，从而超越“你死我活”的“零和对局”，而实现“双赢”乃至于“多赢”，进而实现集体理性。

根据上方的矩阵图，我们可得出其博弈中存在两种策略的纳什均衡：分别是H选择F1和N选择F2，以及H选择B1和N选择B2

因为其期望收益还要受其他信息的影响，所以要显得低了一些，即中了赢者的诅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