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带来了无数的灾难，也给诗歌创作带来了变化，战乱生活题材很自然地进入诗歌创作中。杜甫用他的诗，写了这场战争中的许多重要事件，写了百姓在战争中承受的苦难，以生动深广、血肉饱满的形象，展现了战火中整个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因而他的诗被后人称为“诗史”。
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在于具有史的认识价值。常被人提到的重要的历史事件，在他的诗中都有反映。至德元年唐军陈陶斜大败，继又败于青坂，杜甫有《悲陈陶》、《悲青坂》；收复两京，杜甫有《收京三首》、《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九节度兵围邺城，看来胜利在即，杜甫写了《洗兵马》；后来九节度兵败邺城，为补充兵员而沿途征兵，杜甫有“三吏”、“三别”。杜甫的有些诗，还可补史之失载，如《三绝句》中写到的渝州、开州杀刺史的事，未见史书记载。写时事，不始于杜甫，但是到了杜甫，才从如此广阔的视野并如此频繁地写时事。他的诗，提供了史的事实，可以证史，可以补史之不足。
杜诗的“诗史”性质，主要的还不在于它提供了史的事实，而是它提供比事件更为广阔、更为具体也更为生动的生活画面。如在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我们才真切地感受到了玄宗沉湎声色的情景。杜甫写战争带给百姓的苦难，是从一个人、一个家庭写起的，写他们的遭遇。写他们的内心的悲酸。如《无家别》写道故乡荒凉，老母病死，归来无家，而只得再次从军，令人不忍卒读。他把战火中的人的内心世界，一一展开，令人千载之下，为之动情。他的有些诗，虽不是直接写时事，只写一己的感慨，但却与战乱灾难息息相关，从他的感怆里，我们可以感受到其时社会的某些心理状态，这一类诗也具有诗史的意义。
杜诗的诗史性质，决定了它写作方法的变化，盛唐诗创造玲珑兴象以抒情，杜诗则用叙事手法写时事。可以说，大量使用叙述手法，以五、七言古体写时事，即事名篇，把叙事手法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是杜甫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