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以定性为主的绩效目标比较模糊。长期以来，我们在评估公共部门尤其是公务员绩效过程中主要考核的目标是德能勤绩。有的部门或地区直接简化为绩，绩又简化为经济实绩，忽视了社会效益指标。
2.绩效激励的缺乏。在我国，公共部门奉行的是世俗取向的理性主义。官员往往忠诚于上司，而不是制度。人情行政在政府管理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理性的绝对权威尚未建立起来，理性思维受制于权力等级。
3.绩效信息的垄断。在我国，绩效信息公开是例外，人们普遍对评估的程序、内容、组成人员及其结果一无所知，导致评估的封闭性、神圣性，使评估流于形式。
4.绩效申诉的缺位。我们对政府存在着一个误区就是政府万能的，评估人员在自由裁量权做出的不适当、不合理的行为。但我们又没有专门的行政监察官员制度，导致绩效申诉的缺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