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
一、十九世纪中叶开始的资本主义制度向马克思主义提出挑战在相当长时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存，呈现空间并存性与时间继起性。
二、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伯恩斯坦提出的修正主义在理论上向马克思提出挑战
三、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电子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科技革命提出的挑战
四、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分化、西化和和平演变提出的挑战问题
回应：
一，从“解构”到“建构”：自我反思方式的转变。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它所揭示的基本原则同时也适用于它自身，这恰恰是其逻辑的彻底性之所在。因此，只有通过不断的自我反思，亦即辩证法意义上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真正实现自我超越和自我发展。按照实践唯物主义的立场和原则，建构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体系，在总体上尚处于意向阶段，因而鲜有真正成熟的体系诞生。其实，宣称一种哲学立场相对而言比较容易，困难的是把这种哲学立场真正贯穿于哲学体系的建构、哲学话语方式的选择和哲学内容的展开之中，并构成其内在精神。恰恰是这样一种工作，目前还没有来得及真正着手进行。如何按照时代发展的要求，在以往反思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解释马克思，建构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真谛，又体现时代精神精华的新体系，这才是当务之亟。其中一个最为关键在于重新确立实践的本体论地位，从而恢复人的在场性，超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知识论性质，使其变成人的存在的现象学。
二、从“封闭”到“开放”：自我把握方式的转变。
传统的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把自己封闭起来，从而使自己远离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以至于使人们在它面前“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出神，就再也无事可做了”（恩格斯语）。改革开放以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有其思想史来源，而且应当有其“横向来源”。也就是说，当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后，它还必须不断地吸收当代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造成旧的哲学教科书体系封闭性的一个重要的学理上的原因，就在于它未能把马克思所极力推崇的实践作为整个体系赖以建构的基础和前提。这样一来，就不可避免地使得哲学体系丧失了亲近时代、回到“此在”、与“他者”展开建设性对话的内在需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是内在的开放性，即它不是指体系本身的非完成性，而是指体系具有内在地与现实相沟通的能力。这里所谓的“开放”，既是指它与时代的互动和沟通，又是指它与其他理论的对话和交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再认识”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实践唯物主义的重新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实现了由“封闭”到“开放”的转变。
三、从“抽象”到“具体”：自我理解方式的转变。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性，首先就体现在它的体系的有机整体性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性之恢复，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做出努力：一是更全面、更充分、更深入地追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史前提，以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的思想背景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二是应该更客观地看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思想上的异同。三是更详尽、更完整地把握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把它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反对那种把马克思的早期思想和晚期思想截然割裂开来并对立起来，制造“两个马克思”神话的做法。四是打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机械和僵化的划分，因为我们已经找到了消解本体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互为外在关系的前提，这就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所确立的实践基础。
第四，从“现代”到“后现代”：自我定位方式的转变。
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辩证法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解构”，使它根本不同于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制度安排所作的辩护。更为深刻的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对意识形态根源的揭露和批判，进一步深入到对意识形态的发生学前提和存在论基础的“解构”。这就是马克思所确立的实践唯物主义立场的真谛之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目的决不在于挽救“现代性”，而是试图历史地扬弃和逻辑地超越“现代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才真正体现了“后现代”维度。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具有的建设性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建设性。因为它的哲学旨趣在于诉诸实践，也就是在实际地批判中实际地生成。显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不同于那种以“颠覆”和“消解”为特征的所谓“后现代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