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基本上解决了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并且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了小康水平。但是人口和劳动力过剩显然是今后继续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因素。建国以来，我国人口已经翻了一番还多，劳动力也增长了2倍多。虽然实行计划生育以来，我国的人口增长率逐年下降，但由于人口惯性作用，劳动力供给的增长态势仍很难改变。而且，未来五年，我国将进入新生劳动力增长的又一个高峰期。目前，我国正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
第一，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国有企业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明显下降。90年代中期以来的市场竞争中，国有企业日益暴露出来的设备老化、结构不合理、管理不善和亏损严重，使其再也无法继续以“隐蔽性失业”的方式容纳冗员。要摆脱国有企业的困境只有实行更彻底的改革，从根本上扭转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不断滑坡的趋势。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改革，必然使原来的隐性失业公开化，下岗再就业人数会进一步增加。国有单位的从业人员在90年代初接近1.1亿人，到了2002年只有7100万左右，而且从业人员还会不断减少。
第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任务艰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分田到户的土地使用制度后，农业剩余劳动力由过去吃“大锅饭”时的隐蔽性失业转为公开性失业，据估计，这些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在1亿人左右。乡镇企业是最初吸纳这些过剩劳动力的主要渠道，后来随着户籍管理制度的放松和城市一些工业和服务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开放，农民开始流向城市。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由最初的“离土不离乡”模式逐步转变为现在的“离土又离乡”，形成了“风风火火闯九州”的一支庞大的盲目流动大军。乡镇企业的发展由于受到资本扩展、技术升级、市场容量和人力资本不足等因素的限制，其发展速度已逐渐缓慢，对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越来越少。尽管乡镇企业和城市经济已经吸纳了相当数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但余下的过剩劳动力加上每年新增的劳动力，使农村在今后15年中还有近3000～4000万剩余劳动力有待转移和安排就业。
第三，随着技术进步和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劳动力就业模式将由数量型向效率型转变，伴随这种转变，还将出现更多的过剩劳动力。从农业来看，规模经营是未来的发展方向。目前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经营方式缺乏土地和劳动相对集约管理的规模效应。不克服这一缺点，我国农业生产就难以摆脱传统小农经济的特征，劳动生产率不可能再有效提高。在未来的15—20年中，中国农业将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逐步实现土地的集中化经营，农业产业化程度会不断提高。农业规模经营能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也导致更多的农业劳动力过剩。从城市工业部门来看，激烈的市场竞争会促使企业更多的采用新技术，选择技术含量较大的资本和劳动组合，提高资本的技术构成，一部分劳动将被资本所替代。另一方面，进入90年代以后，我国重工业增长速度持续超过轻工业。与改革前不同的是，新一轮重工业化不是以机械制造业等重加工工业为特征，而是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为主导围绕城市化进行的。但是，新一轮重工业化推动的经济增长所带动的就业增长与80年代轻工业带动的经济增长所推动的就业增长相比，呈下降趋势。这也不利于就业的增长。
据测算，“十五”期间，我国五年共新增城乡劳动力约6000万人，再加上农村大约有1.3～1.5亿剩余劳动力（其中4000～5000万人将流入城市），共有1.9～2.1亿人需要寻找就业岗位。从劳动力供给情况看，据估计，根据目前的就业弹性和GDP年均增长率，五年大约能够提供6800～7500万个岗位。由此可见，在一段时间内，劳动力供求矛盾仍会十分突出。因此，开辟新的就业渠道，充分开发和合理利用我国庞大的人力资源，对于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有着特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