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的观点20世纪初就有提出。但“文化自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真正引起人们普遍关注，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1997年，著名学者费孝通在北京大学举办的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提出“文化自觉”。他的观点一经提出，立即引起了学界及社会的广泛响应。“文化自觉”思潮的出现绝非偶然。首先，它是民族自信心进一步增强的反映。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民族复兴”成为民族普遍心理状态。当前的“文化自觉”是在这一背景下，对近代百年来中国现代化道路艰辛探索的反思与凝练，是对全球化进程中中国文化发展趋势的重新定位。其次，它是民族文化价值体系建设迫切需求的反映。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深入推进，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不仅作为一种精神力量，而且已经成为一种巨大的生产力。文化视角是理解和把握中国现实、观察和判断中国未来的重要视角。第三，它是全球化进程中对文化价值互补诉求的反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文化生态呈现危机。有的民族文化得到超乎寻常地强化，而大多数则被弱化甚至产生变异、断裂，国家、民族、宗教间的“文明冲突”愈演愈烈。当前，人类迫切要求一种能够自我认知、相互尊重、和谐共处的文化态度来处理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生态危机。“文化自觉”思潮主张只有展开各自文化的反思，认清各自文化的状态，展开跨文化交流，才可能超越自身价值的缺陷，走出文化的对抗，实现文化的互补。它适应人类对文化多样性的内在诉求。
归纳当前学术界的探讨，“文化自觉”的内涵主要有三点：一是处在一定文化环境中的“人”要有对所处文化的自我意识，要有对自己所拥有、所生存的文化状态的清醒认识；二是在各种异质文化面前，对自己的文化要有“自知之明”，确立主体意识，并能对自身文化进行创造与建设；三是在处理不同文化关系时，要树立“和而不同”的文化观，相互欣赏、学习，将自己的民族文化融入到世界文化体系中，在世界文化体系中找到自己文化的位置与坐标。
“文化自觉”如何实现？费孝通提出实现“文化自觉”的两条路径，一是首先本土化然后全球化，二是由个人的学术自觉到整体的文化自觉。乐黛云则认为“文化自觉”的实现：一是主动自觉地维护自己文化的历史和传统，使之得以延续并发扬光大；二是“从传统和创造的结合中去看待未来”；三是从全球化的外在环境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知道在这一新的语境中自己文化存在的意义，了解自己文化可能为世界的未来发展做出什么贡献。
经过二十多年的探讨和积累，“文化自觉”思潮已经取得了若干共识：首先，一定文化环境中“人”的自我意识与觉醒是“文化自觉”的第一步。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承载者，一定文化环境中的“人”是“文化自觉”的主体与根基。而人的自我意识的嬗变正是文化转型的根本标志。没有一定文化中的“人”的自我意识与觉醒，文化终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文化自觉”更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第二，“文化自觉”要求加强对民族文化特征的识别。“文化自觉”需要加强对民族文化品格的认识。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精神价值成果的总和，它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民族身份的重要特征，直接关系到整个民族的价值、行为和未来。当前的全球化浪潮加速了各民族文化的交往与碰撞，使民族文化的认同问题变得更加尖锐和突出。如果没有对民族文化及其独特精神的自觉，民族文化将可能被全球化的浪潮所淹没，而全球化中的个人也将失去文化归属感。因此，在当今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大形势下，防止民族文化的被淹没，就必须提高民族对文化精神的“自觉”，彰显民族的“文化身份”。特别是有悠久文明传统的中华民族，在全球化进程中更要构筑具有民族特性、民族情感、民族凝聚、传承民族文化的精神纽带。
第三，“文化自觉”要求更加重视中华文明智慧的提炼与传播。中华文明积聚了无数先人的聪明智慧和宝贵经验，蕴藏着深厚的社会思想和人文精神，是一个尚待认真发掘的文化宝藏。当代中国和世界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遗产和现代成果中可以得到启发。比如，中华文化精神上追求“天人合一”，政治上崇尚“礼乐教化”，文化上主张“和而不同”，这些理念越来越得到东西方的认同，对于近代以来的“西方中心主义”“天人对立”的价值观能够带来可能的纠正；近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政治和世界文明交往等领域所走过的独特路径，共同构成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模式，极大地丰富了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探索内涵。将富有中国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的智慧提炼、总结出来，以世界其他文明能够接受的理论、观点向世界传播，“在世界多元文化的语境下，充分发扬几千年来中国悠久传统文化的优势，对其进行现代诠释，参与到世界多元文化的新的建构之中，更是当务之急”。
第四，“文化自觉”要求更加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文化产业的创新。民族文化遗产是中华文化的基因，也是弘扬、演绎中华文化的价值源泉。尊重、弘扬传统文化，既要保护好民族文化遗产，保持民族文化遗产的独立性、丰富性和完整性，又要大力推进富有民族精神元素的文化产业创新。当今时代，民族文化的传播越来越依托文化产业，中华文化只有主动融入文化产业，寻找新的拓展模式，开辟新的发展道路，才能有宽阔的发展空间，切实做到把中华文化的精神价值提炼出来，普及到民众中去，推广到世界中去，应用到现实中去。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产业演绎，是使民族传统文化“继续成为一代又一代民族文化认同的精神宝库”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维护全球化文化多元整体平衡的必要手段。只有深刻意识到民族文化遗产的内在价值，把中华文化遗产的保护、文化产业的演绎与中华文化的自身认知和文化觉醒结合起来，才能推进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振兴。
第五，“文化自觉”要有更加开放的情怀对待世界文化。面对全球化过程中多元文化冲突对人类的生存和前途构成的严重挑战，要有一个更宽广的视野，“不是一个人类中心，国家中心，地域中心，区域中心，民族中心”，要走出“文明冲突”的阴影，消除文化中心主义心态，促进文化间的对话、沟通与理解，在各国家、民族、宗教互相尊重、欣赏的态度下，建立一种多极均衡、文化多元共生、各民族和谐共处的“和谐世界”。
“文化自觉”反映了世纪之交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和人类前途命运的博大关怀与理性思考，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和人类文明的和谐发展提供了积极思路。但是，当前的“文化自觉”思潮也存在一些不足：
一是尚未完全突破东西文化冲突的思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在“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对立的争辩中，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与话语系统逐渐被西方的价值体系与话语系统所弱化。这种文化态势至今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转变。目前，西方的“话语霸权”在国际上依然残存，各种霸权主义、新殖民主义、文化沙文主义等文化一元论思想依然发挥着重要角色，与此对应，中国也尚有“文化回归”等文化民族主义思想残余，东西文化冲突的心态仍然存在。当前的“文化自觉”思潮，尚未完全冲出东西文化冲突的思路，超越的价值体系和话语系统尚未建立。我们既要反对世界文化一元论，又要防止落入新的文化民族主义的思想陷阱。
二是尚未形成系统的文化自觉哲学体系。目前对“文化自觉”的概念、内涵多以叙述、描述、列举等方法进行阐述，造成了“文化自觉”概念的描述化、多重化，尚未形成“文化自觉”完整的理论体系。
三是“文化自觉”的实践成果尚有欠缺。“文化自觉”只有从学界落实到社会民众当中，只有引起包括社会各界的整个社会价值体系的自觉时，才可能获得其真正的价值实现，但是，当前学界往往较多关注学人的“文化自觉”，而较少关注社会民众的“文化自觉”，而忽略了“文化自觉”如何从学界自觉到社会大众自觉的问题。
当前的“文化自觉”思潮需要突破东西文化冲突的思路，建设超越性的理论体系，获得社会各界的普遍共鸣，并做到“文化自觉”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文化自觉”的真正实现任重而道远，尚需有识之士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