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本来就缺乏实施的措施。在他之后，国民党虽然抽象地继承了孙中山平均地权的纲领，但在实际行动中却抛开了其给农民以土地的内容，而仅把它化为减租的主张。在一些地区实施“二五减租”。
二五减租即减轻佃农田租25%，并规定正租之外不得有额外索求、农民正产品以外的副产品概不纳租以及地主不得随意撒佃等。对改善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有积极作用的。它导致了自耕农的逐年增加，农村小学儿童激进，工商业以农民购买力增加而繁盛。这实际上是使中国的农业走上普鲁士的道路。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有一个坚持推行这种改革的国家政权；农村中的封建势力对这种改革的阻力不是过分强大；有较发达的工商业能吸收农村改革所产生的剩余劳动力。而这些先决条件，在近代中国又都不具备。大地主本身就是国民党政权主要社会基础的一部分，他们的态度，对国民政府政策的制订和推行，有巨大的作用和影响；农村中封建统治势力根深蒂固，对减租以及限制封建特权的改革具有强大的、难以克服的阻力。此外，中国农村人口众多，而耕地相对过少，工商业又不发达，不能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较多的就业机会。农村过剩劳动力的竞争，就会迫使农民宁愿接受较高的地租，从而使政府关于减租的规定成为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