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治齐，提出了“无夺民时，则百姓富”的观点。初步揭示了轻徭主张的实质和意义。此后，孔子也主张治国要“使民以时”，孟子说“无违民时，则谷不可胜食也”。荀况强调“罕兴力役，无夺农时”，都是同样的思想。
对家庭劳动力统一安排调配以解决徭役和农业生产的思想，以《周礼》为代表。
它按各农户人口分为三等户：七口之家为一等户，六口之家为二等户，五口之家为三等户，规定：“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以其余为羡，唯田与追胥竭作。”（《周礼》卷11）这种规定是依据对三等户能服徭役的人数的估计，《周礼》估计，一等户能够服徭役的人数，最高为3人，二等户2.5人，三等户为2人。这样，同时只征一人服役，各户还可有一半至三分之二的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即使是在农忙时期派徭役，也可不误农业生产，或不致太影响农业生产。此外，《周礼》还规定依据灾情不同程度地减免徭役，灾荒最严重时全免徭役。
轻徭主张的理论基础，较早的是墨家的息民论和儒家的仁政论。较具有特色的是由东汉中叶的王符提出来的“爱日”论。王符认为：国富与民富都取决于财富的生产量，而生产量又取决于生产劳动时间。因此，要富国、富民，就要尽量爱惜百姓的时间，使百姓能尽量把自己的时间用在生产上。他以“日”来计算劳动时间，提倡爱日。他说：“礼义生于富足，盗窃起于贫穷。富足生于宽暇，贫穷起于无日”（《潜夫论·爱日》）。所谓“无日”，即没有充足的生产劳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