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国的管子学派也提出了“强本禁末”的主张，并把“不好本事”和“末产不禁”看作是田野不辟、仓廪不实，“国贫而用不足”（《管子·七法》）的一个重要原因。它也有“野与市争民”、“金与粟争贵”（《管子·权修》），这类农与商、自然经济同商品经济相排斥的理论观点，但在政策、措施方面却主张对商业采取一些宽容乃至扶持的做法。它主张征工商税要合理，从轻：“关几而不征，市廛而不税”，“征于关者，无征于市；征于市者，无征于关；虚车无索，徒久无入，以来远人”（《管子，问》）。在理论上，管子之学对分工和市场在发展经济方面的作用，也有较为中肯的认识。它强调：“使民各为其所长，则用备”。“无市则民乏”（《管子·乘马》），等等。它还认识到市场能为生产者提供信息，从而能对生产起指导作用。它说：“市者可以知治乱，知多寡。”在获得信息的基础上，生产者就可以“生于虑，成于务”，进行正确的决策和安排相应的经营活动。
管子之学虽然也常有把“末”同商联系的情况，但在具体谈论“本”“末”的矛盾时，更多地是以“末”指制造奢侈品的手工业和经营奢侈品的商业。禁末的矛头也主要是指向它们。它所说的本，虽然也主要是指五谷之农或粟帛之农；但又不对五谷之外的农业抱消极、歧视的态度。它认为富国、富民不仅要“务五谷”，也要“桑麻植于野，六畜育于家”以及“瓜瓠、荤菜、百果具备”（《管子·立政》）。他也有“禁山泽”的主张，但并非为了“利出一空”，而是为了在动植物萌生、孵育季节禁止入山泽采伐捕捞，这是一种十分可贵的保护自然资源的生态环境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