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在齐国首都临淄东门有一个稷下宫，这是由政府资助，学者们在此开馆讲学，著书立说的地方。在这里，信奉并传承宣扬管仲富国之政的学者形成了著名的管子学派。
管子学派同样主张富国强兵，但在强兵和富国二者之中，强调“民饥不可以使战”（《管子·八观》）。即使为了战争也不必经常把大量财富存储于国库，而应当是在平时对百姓实行轻税，让百姓多保留些财富。在战争需用激增，国库入不敷出时，再增加对百姓的征收，可以得到百姓的理解和支持。管子之学把这种认识概括为“府不积藏，藏于民也”（《管子·权修》），这和法家所主张的“家不积粟，上藏也”是针锋相对的。这也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藏富于民思想第一次明确的表述。
管子之学认识到民是财富的生产者，国库的收入是通过财政渠道从民间征收来的。因此，国库的丰啬对百姓的贫富有直接的依赖关系。它认为财富来自生产，生产主要靠土地与劳动力的结合“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作力无以致财”（《管子·八观》）。“力地而动于时，则国必富”（《管子·小问》）。
管子之学比较全面地接触到广义的富国、狭义的富国，以及富民三个方面，并对其中的富民和狭义富国之间的关系在许多方面比商君学派和孟子学派的论述更深入。；但没能从理论上把广义富国、狭义富国和富民三者统一起来。

他已比较深刻了解了资本主义制度，认识到其弊病，因此在学习西方的同时，要发展其模式，并且孙中山的经济思想也是不断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