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经济发展的速度。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洋务派及其支持者纷纷著文或上奏要求建造铁路，而受到顽固派的阻挠，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反对造铁路的理由由刘锡鸿集其大成，钟天纬对它进行了逐条批驳。
第三阶段建造铁路的思想更加发展，何启垣认为铁路是“振兴之祖”，主张县县通铁路。造铁路需要巨额资本，多数主张发挥商人的积极性，由商人承办。何启、胡礼垣提出要“独任商民，勿加‘官督’二字”，而张之洞在拟办粤汉铁路湖南段时仍发表了一套官督商办、官商分权的理论。孙中山也非常重视铁路建设，提出以铁路多少为衡量一国贫富的标准。他的《实业计划》即以铁路建设为重点。

“俭，美德也，禁奢崇俭，美政也。然可以励上，不可以律下，可以训贫，不可以规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