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文学批评主要是继承并发展了北宋道学家的主张，表现了道学家和古文家文学思想斗争的继续发展。北宋初期，不少古文家、道学家对于文与道的关系的看法，基本上还是和韩柳一致的。自周敦颐倡“文以载道”之说，开始打破了文与道的平衡，体现了道学家重道轻文的倾向。他说：“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蔫而已。”（《通书•文辞》）于是程颐更进一步断言作文害道，作文是“玩物丧志”（《二程遗书》十八）。他把文与道看成互相对立、互相排斥的东西，真是道学家的偏见。朱熹的理学是继承二程的，他的文学观点基本上也和程熙相近。他对李汉“文者贯道之器”的说法表示异议，认为“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吃饭时下饭耳。
若以文贯道，却是把本为末，以末为本”（《朱子语类》一三九）。又《答徐载叔书》说：“所谕学者之害莫大于时文，此亦救弊之言。然论其极，则古文之与时文，其使学者弃本逐末，为害等尔”（《朱文公文集》五十六）。道是本，文是末，舍本逐末，或本末倒置，在他看来，不管什么文章都是有害的。这就和程颐作文害道的见解完全一致。但应该指出：理学家的所谓道与古文家的所谓道有所不同。古文家的道除了儒家一般的概念外，还包括较多的政治、历史内容；而理学家的道则几乎纯是道德心性的抽象概念。它和现实的距离更远了。不过朱熹虽然重道轻文，并不根本排斥文学，他只认为首先要明义理（道），义理既明，文章自然做得出色。
所以又说：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今东坡之言曰：“吾所谓文，必与道俱”，则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时，旋去讨个“道”来，入放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