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唐代的赋役制度经历了从唐初的租庸调制到唐中后期的两税法这样的巨大变化。
其主要原因为：
1）租庸调征收的依据是“身丁”，而这种赋役征收体制从唐初就存在着问题。由于狭乡受田不足，所以赋役负担早就超过了农民的承受能力。唐初由于政治清明，人口增长不多，所以仍能勉强维持。高宗武后以来，人口增长较快，基本上翻了一番。同时土地兼并风行，破产农民纷纷出逃或沦为佃户，所以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租庸调制名存实亡。唐王朝的财政面临着严重的危机。迫切需要更改赋税征收的方式。
2）安史之乱后，各地藩镇割据又纷纷截留唐朝中央的赋税，使唐王朝的财源枯竭，政府的强制能力严重削弱，财政秩序也随着崩溃。迫切要求建立新的财政秩序，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1）变化：
1）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唐王朝采取了种种措施，又增加了许多新的税目。但是怨声载道，而收效不大。这种状况表明：仅靠加重对成丁的压榨来维持财政收入的办法已经走上绝路了。
2）为了保证赋税收入，解决国家财政危机，稳定统治秩序，不得不从根本上改变其赋税征收制度。于是公元780年，唐德宗接受宰相杨炎的建议，实行两税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