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首先，从征税对象来看，两税法的征税面比租庸调更广泛。租庸调体制下，贵族官僚具有免税的特权。寄居外地的客户也可逃避赋税，居无定所的商人更无需纳税。纳税的主体只是居住在原籍的农户，纳税面很窄。许多贫穷的农户处在经济崩溃的边缘，所以租庸调的征税对象极不稳定。而两税法体制下，占有大量土地和拥有许多财产的贵族官僚也必须缴纳户税和地税，是全民纳税的体制。其纳税面更广，税源更稳定，使国家的财政收入迅速增加。
（2）从立税的原则来看，两税法比租庸调更为公平。租庸调体制下，赋税征收的依据是“身丁”，而不顾事实上存在的严重的贫富差距。如所周知，均田制的实行并不彻底，许多成丁的受田量严重不足，这样就导致土地少、财产少的穷丁，与那些有田庄、有财产的富丁，缴纳一样的税额，这样就很不公平。实行两税法之后，赋税征收的依据转向“资产”。户税的征收是按照户等的划分来进行。富裕之家，户等高，便多纳税。贫穷之家，户等低，便少纳税。地税的征收是根据土地的多少来征税赋税的，土地多的有产之家，需要多交地税，无地少地的贫穷之户，就少交地税。这样赋税的征收，就变得更为公平合理。
（3）租庸调的实施是和均田制的实行相配套使用的，而均田制本身有限制土地过分兼并和贫富悬殊的内涵。两税法实行后，等于从法制上肯定了土地兼并的合理性。之后土地兼并以更迅猛的速度进行，直接导致了唐后期贫富差距的悬殊。
（4）租庸调体制下，征收的赋税额是规定死的；而两税法体制下，是“量出定入”。根据支出来规定收税的数量，这样政府就可以逐渐扩大税额，通过增加纳税人的负担，来满足其财政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