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社会意识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和写照，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心态领域的一种，它必定与当时广阔的社会背景和时代主题联系在一块，而不能脱离文学产生的那个时代广阔的文化背景。《三国演义》中的“拥刘反曹”情感倾向的形成便是社会存在在文学意识形态领域的体现。
《三国演义》中的“拥刘反曹”倾向仅以今天学术成果为止，已成定论。但是在讨论为何体现了“拥刘反曹”上各家论述多不相同，但都对此做出了许多合理的解释和论述，对人们研读和解析《三国演义》做出了贡献。
在讨论之前，必须注意的是，三国故事流传于民间，成书于文人之手，其拥刘反曹的倾向，经历了渐次发展、多方面补充到《三国演义》最终汇集百家优秀创作成果定型的过程。这说明这一倾向对广大人民大众而言，意义不仅在于历朝历代以来出于伦理道德以及政治需要而得出的政权是否符合正统，更主要的是，它积淀了人民千百年来的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同时由于它在流传过程中逐步经历了文人的加工和创造，并最终由文人完成，所以其中又融入了文人对自身所处时代的忧患意识，以及他本人文学创作的审美取向。
笔者以为《三国演义》中自始至终渲染的“拥刘反曹”是个大主题，在这个大主题下，牵涉到方方面面，因此包含了许多小主题，它几乎涵盖了《三国演义》在流传至最终成书过程中吸收了各个阶层、各种思想学说的愿望主张，尤其整个民族的生活愿望和审美理想——歌颂本民族古代英雄豪杰们的丰功伟业；寄予人民对弱小者的同情和支持；赞美智慧和美德；尊仁政，贬霸政；宣扬忠义精神等等。
同时任何社会意识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和写照，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心态领域的一种，它必定与当时广阔的社会背景和时代主题联系在一块，而不能脱离文学产生的那个时代广阔的文化背景。
作者罗贯中生活的时代为元代，根据历史事实，从整体上把握，可以看到终元一代，汉族及当时治下广大兄弟民族受尽蒙古的欺压，渴望本民族的强盛与复兴，是每一个汉族人的愿望；而当这种愿望不能实现时，其强烈的外在情感则转化为追慕祖先们的曾开创过的宏图伟业，以此弥补精神上的巨大失落和痛苦。而作为生于乱世的知识分子，他们身上的忧患意识更加突出。同时希望在精神世界有所寄托，所以在自己的小说中注入自己的愿望和要求是顺理成章的事；为了捕获广大读者的心，必定采用了反映广大民众普遍心里的情感取向。加上作者本身就处于这一情感氛围影响下，这种倾向尤为明显，当作者的创作心理需要和那个时代读者的阅读情感的需要最终契合时，便构成了《三国演义》感人肺腑的情感主题。
仅以作者一方而论，在叙述三国往事时，即是在探讨古代英雄们建立丰功伟业的过程，也是在为探寻民族最终获得解放、以及能否过上理想中生活的可能，可惜由于时代的局限，及作者自身思想的局限，他没能为自己苦闷的思想、民族的未来找到一条解脱的光明大道。只能让悲愤中长啸低叹的情绪，弥漫在人们的心头，飘香久远。从而构成了一幕幕伤情的悲剧：诸葛亮虽是我们民族智慧的化身，但他却无力改变“呼喇喇似大厦将倾”的蜀汉王朝；关羽虽为义士和勇者的完美结合，最终仍不免败走麦城，落得身首两异，悲惨收场；曹操奸雄一世，到头来不能阻挡他所开创的曹魏天下“再受禅依样画葫芦”，不得不拱手交给了另一个奸雄司马家族。可见，历史不只是英雄的历史，英雄人物各领风骚几十年，亦只能在沧海横流、白云苍狗之变中抽到断水，击波斩浪，一时与命运搏击，却不能改变大江东去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