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创造的过程中，作品常常与意图发生冲突，创作意图是作家心中指向性很强的某种目标预期，但它有时并不符合逐渐成熟起来的那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性格的自然发展。当人物成熟起来时，他必然要按照自己的性格轨道行进，例如安娜（《安娜·卡列尼娜》）卧轨、渥沦斯基（《嘉莉妹妹》）都可以说是情非得已的结局，司汤达的小说提纲，常常没写几页就被人物的行动打破。这体现了文学创造的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在文学创造的主客体关系中，客体处于非主导的、被动的地位。但是，主体从选择具体客体开始到对具体客体的重塑整个过程，都要从生活出发，以生活为依据，也就是说，始终受到客体的规定和制约。例如创作主体选择何种具体客体为反映对象，就不仅仅取决于主体“内在的尺度”，也取决于外部“种的尺度”，即客体的尺度，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社会心理、社会意识等多种生活因素的规定和制约。鲁迅选择阿Q这样的人物，与当时辛亥革命的失败和国民心灵普遍麻木的社会生活情景密切相关。再如文化大革命后“伤痕文学”的出现，也与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悲剧”的时代背景有关。由此可见，作家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一定的文化传统中，他选择何种生活为创造的具体客体，都必然受到社会生活这个“一般客体”的规定的制约，创作主体的一切创造性活动，包括虚构、想象、情感投射，观念移注等，都不可能离开具体客体进行纯粹任意的胡编乱造和情感发泄。有时主体甚至因为客体的制约和影响而改变原先的构思，例如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原先将安娜写成一个轻浮浪荡的女性形象，但越写越被安娜的悲剧命运所感动，终于改变了原先的构思，把安娜塑造为一位美丽、追求自由的令人同情的女性形象。从这个角度说，文学创造中，客体也使主体“客体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