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西方史学的最大特点，可以概括为发展迅速和变化不断。具体说来，它表现为以下两点：
第一，完成了战前开始的新史学取代传统史学的转变。新史学成为史坛主潮；
第二，新史学内部不断嬗变，出现了令人眼花缭乱而又不乏带有根本性的变化。而后现代思潮的兴起，也对新史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在20世纪上半叶，新史学与传统史学处于新旧交替的状态，战后50年代中期，新史学在西方国家之间占据上风，成为史坛的主潮，并在70年代达到鼎盛。特别是布罗代尔为代表的法国年鉴学派，成绩尤为显赫。这个时期新史学特别重视方法论的探讨和建设，提倡跨学科方法，倡导总体史、长时段、计量化等结构功能主义思潮和方法。但这时期新史学的弊端也逐渐暴露，一是过分强调超越个人的结构对历史发展趋势的决定作用，而完全忽略了历史中的人；二是过分强调表示结构变动的长时段和表示节奏稍慢的历史趋势的中时段，而忽略了表示历史突发事件的短时段。
70年代末，新史学逐渐出现了专线个，其特征可简单概括为：逐渐摆脱结构、功能、长时段、计量、模型等的框架和影响，而转向人的心态、思想、感情、情绪、观念、日常生活等深层次，以及历史的片段、裂层、微观世界、文化等方面。与过去对全球结构的客观分析不同，现在转向研究集团的和个人的具体实践；与过去把个人看成是与其对立的社会和文化之间的“中间成员”不同，现在个人本身、他的直觉，他的独一无二的主观性、他独有的选择，都成了中心范畴。这种转变反映了人们对史学科学性原则认识的改变和修正。
后现代主义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它是对西方现在社会的批判与反思的结果。它对史学提出的挑战如历史构建的可靠性和限度、历史解释的性质、历史叙述和文学话语的作用和关系，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的关系以及文本和语言等，都是历史学和历史认识中的根本难题。这就迫使史学家去重新思考有关自己的职业、有关历史学在人文知识体系中的地位、有关历史学内部结构以及研究任务的传统观念等问题。70年代末以来西方史学的发展演变多与此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