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散文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宽松的政治环境。不难看出，20世纪50年代前中期通讯报告的兴盛，具备政通人和的社会背景；抒情散文的两度潮涌，也与1956年“双百”方针的提出和20世纪60年代初文艺政策的调整密切相关；而l957年反右之后杂文的冷寂，则从另一方面印证了政治风雨对文学创作的摧残。
其次，创作队伍的形成对散文的繁荣至关重要。1949年以后，耕耘在散文园地的，既有久负盛名的文坛宿将，又有
才思横溢的文学新秀；既有多才多艺的诗人、小说家，又有阅历丰富的学者和教育家。正是他们体现在创作中的个性色彩，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散文艺术风格的单调重复。
最后，“左”倾理论和僵化观念势必遏制散文的多元功能。散文创作本应十分自由，但在“文艺必须服务于政治”等口号的束缚下，它却变得不能“干预生活”、触及时弊；不能暴露阴暗、抨击丑恶；不能表现个性，袒露真实情感。作家们只好被迫收缩思想空间，专注于现实中的“光明”面，以清一色的“颂歌”取代散文（尤其是杂文）的讽刺、批判功能。这种“自我封闭”状态对于创作主体，对于散文创作的繁荣，都是十分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