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流传往往不是一种直线、等量的过程，无论是外国文学在本国的流传，还是本国文学在外国的流传，与原作精神完全吻合几乎是不可能的，总会出现一些变异，接受者必然会对放送者的作品有所选择、吸收和排斥。从某种意义上说，变异是绝对的。变异的原因包括媒介的原因；文化传统的不同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等。
伏尔泰就是通过来华耶稣会传教士来了解中国文化的。他肯定儒学，赞扬中国哲学，推崇理性也赞赏中国文化之理性，甚至说“我们不能象中国人一样真是大不幸！”并在他的《诸民族风俗论》中写下了一句赞美中国文化的名句：“欧洲的王族和商人，在东方以得得所有发现，仅仅只是找到了财富，而哲学家则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的道德与物质的世界。”他赞赏中国的政治和法律，说“人类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国政治还要优良的政治组织。”他又赞叹：“我已不得不主张只有中国是世界上最公正最仁爱的民族了。”这些论述并不都符合中国文化的实际情况，而是美化了。
作家作品在流传中被误解和歪曲的现象。我们对西方的许多作品存在着误读，例如对昆德拉的小说。西方对中国的作品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例如法国评论家巴赞把《水浒传》称为“中国人的第一部滑稽小说”，查理·格·欧文巴《水浒传》称作是中国“最早的惊险小说”。在流传的变异中，也不排斥有意的歪曲。特别是在翻译中，有的译者可能出于政治、宗教或道德方面的考虑，对原作有所增删，从而歪曲原作的意义。作家作品在某一国度的流传还会因时代不同或接受者不同甚至同一接受者的不同时期而出现变异。乐黛云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是一篇探讨流传中变异的范例。

直接影响指作家直接接触和吸收外国作家或作品中的影响。

对比指比较不同文化和文学体系的特点，使两者的特征相形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