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典”即典雅，多引史事；“怨”即不平，用史事发泄对现实的不满；“精切”即指借古讽今的手法运用得精切贴当；“得讽谕之致”即是指诗歌具有鲜明的讽刺和批判现实的精神。《咏史》诗内容深刻、笔力矫健、情调高亢、气势充沛、语言直率质朴，其风格与建安诗人相近，故钟嵘称其“左思风力”。《咏史》诗8首，一篇之中，不专咏一人一事，而是错综史实，融合古今，连类引喻，借古讽今。咏史与咏怀浑然一体，或抒发怀才不遇的悲愤情怀（其二、其七、其八），或表现为国立功的生活志向（其一、其三），或抨击门阀制度以示对士族的蔑视（其四、其五、其六）。注重内在感情的深切抒写，发泄了广大寒士的愤懑，回荡着壮志难酬的悲凉。所以钟嵘称“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认为这是一组讽谕性的政治抒情诗，虽引用典故史实，但自然贴切，绝少雕琢之痕迹，不同于陆机之繁富；气韵深沉，骨力苍茫，又异于潘岳之清绮。

陆机、潘岳是两晋诗坛的代表，所谓太康诗风就是指以陆、潘为代表的两晋诗风。繁缛，是太康诗风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