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柳宗元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更为明确、更具有现实针对性的古文理论。概括来讲，主要有如下内容：
一、文以明道。“文以载道”是支配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基本理念。唐代古文运动之所以至韩愈、柳宗元始成，主要是因为韩、柳在批判继承古文运动先驱之文论的基础上对儒道进行全面的清理，提出了许多反传统观念的新解，以文章内容的变革带动形式的变革，使“文以载道”说产生了实践意义，并在理论上趋于完善。他们在倡导“文以明道”的同时，也充分意识到“文”的作用，为写好文章而博采前人遗产。韩愈多次提到“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采取重道亦重文的态度。
二、陈言务去。韩愈提出“唯陈言之务去”和“词必己出”的主张。韩愈认为学习占文辞应“师其意不师其辞”，在文章体式上，他主张写“古文”，但在具体写法上，却坚决反对模仿因袭，他指出“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可以认为，倡导复古而能变古，反对因袭而志在创新，乃是韩愈古文理论超越前人的一大关键。柳宗元提倡创新的力度虽不及韩愈，但也一再反对“渔猎前作，戕贼文史”。
三、文从字顺。韩愈提出“文从字顺”要求文字的表达要流利，在“言”与“文”的接近与统一上进了一大步，使语言的革新获得成功。赵翼也在《瓯北诗话》说：“其实昌黎自有本色，仍在文从字顺中自然雄浑博大，不可捉摸，不专以奇险见长.”
四、韩愈论文非常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和文章的情感力量，认为这是写好文章的关键。韩愈还发展了孟子的“养气说”和梁肃的“文气说”，提出了一条为艾的普遍原则，即“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由此出发，韩愈进一步强调“郁于中而泄于外”的“不平之鸣”。与韩愈相同，柳宗元也主张人的气质“独要谨充之”，情感要“引笔行墨，快意累累”地尽兴抒发。
上述古文理论，在韩、柳的创作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们除写政治、哲学方面的议论文外，还将真性情的穷苦愁恩之声写入文章中，变“笔”为“文”，在应用文章中感怀言志，使之产生抒情文学的艺术魅力。创造出上继三代两汉古文、以奇句单行为主的新文体，以及与这种文体相适应的多种艺术表现方法，从而使散文在文学价值上压倒了骈文，是我国散文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开创了中国古典散文的新时代，奠定了此后散文发展的方向和规模，对后世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