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体西用”是中国近现代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的文化主张与基本理论。其基本主张是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为“本”、为“体”’吸收西方科学技术和具体文化为“用”，从而达到制夷图强、复兴中华的目的。这对于当时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而促进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具有积极意义。这一文化主张不仅成为当时维新派的“流行语”，而且一直影响清政府，以此为主张推行新政。另一积极作用在于对传统儒家经典的绝对权威的挑战，认为“修己”可通过“中学’’来实现，而“事功’’则要借助“西学”，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儒家文化固有的体系。但是，“中体西用”的进步性是有限的。当20世纪初，中国文化的近代化进入要求改变传统文化的“体”——纲常名教和“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时，就与“中体西用论”要维护的“体”产生了严重冲突，因而这一主张也就成为中国文化现代趋向的阻力。到戊戌维新时，“中体西用论”更成为阻碍社会进步思潮的逆流。

中国的文官制度、科举制度对西方的议院制、考试制产生过实质性的影响，有力地促进了西方现代行政管理格局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