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不仅是杰出的文学家，而且是出色的文学批评家，在对诗歌的社会功能和审美特性的认识上，苏轼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和思想渊源。
首先，强调诗须要有为而作。苏轼具有仁政爱民的思想和积极人世的精神，他重视文学积极的社会作用，强调有为而作，针砭时弊。他在《题柳子厚诗》中写道“诗须要有为而作”，所谓“有为而作”，目的在于揭发当世政治的过失和社会中的种种不平。苏轼的意图十分明确，写诗就要充分发挥诗歌的社会功能，有所劝诫，有补于世。他的《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吴中田妇叹》等诗作，正是在这种文学思想指导下创作的现实主义名篇。
其次，主张诗贵传神。对苏轼诗贵传神的见解。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分析：（一）诗要传客观物象之神。苏轼的诗歌创作，在体物传神方面表现出杰出的才能，如写西湖夏雨“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二）诗要有超以象外的远韵。远韵是神似的自然发展，言有尽而意无穷，在超以象外的无限时空中，给人留下无限的遐想与回味的余地，这就是远韵。（三）诗歌创作要有空静的心态。苏轼反复强调的艺术创作过程中的空静心态，来源于他对佛老之学的认识，在佛、道二教中，“空静”、“虚空”的要义都是达到“无我”之境而得万物之本，对艺术家来说，摒除杂念，保持空静的心态，正可以获得最人的思维空间以创造深情远韵的艺术境界。
再次，崇尚天工与清新。“天工”，意谓出于自然，无须雕琢，凡出自天工者，必有创作者的个性，给人以清新之感。苏轼提出的天工清新的审美标准，实际上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感情率真。苏轼在很多诗文中，都以感情是否真实作为评诗的标准。如《读孟郊诗二首》中写道：“诗从肺腑出，出辄愁肺腑。”苏轼特别推重陶潜，就因为陶诗情真：“有士常痛饮，饥寒见真情。”其二，意境清新。苏轼在诗歌创作中，能凭借生花妙笔，描绘出清新脱俗的意境。如《赠刘景文》：“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桔绿时。”苏轼追求自然之美，实际上是以他最理想的、至高无上的“道”或“自然”作为他美学追求的最高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