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中说：“《聊斋志异》虽亦如当时同类之书，不外记神仙鬼狐精魅故事，然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说的正是《聊斋志异》的特色。所谓“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细按原意，当是指用传奇的表现手法，来表现志怪式的题材或内容，也就是说蒲松龄接受了前代文言小说的优点，所以鲁迅把《聊斋志异》列入“拟晋唐小说”，正确地指出了它祖法晋唐的渊源。
这点，还可用蒲松龄本人的话来证明。他在《聊斋自志》中就宣称自己“雅爱搜神”、“喜人谈鬼”。蒲松龄的创作，“拟古”但不泥古，一方面，他自觉地继承古代文言小说的优良传统、踏着前人开辟的道路前进；另一方面，他又在继承的基础上努力创新，形成了与其进步思想内容相适应的艺术形式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例如唐传奇的特色是：“神仙人鬼妖物，都可以随便驱使”文笔是精细的，曲折的，……所叙的事、也大抵具有首尾和波澜，不止一点断片，“而且作者往往故意显示着这事迹的虚构，以见他想象的才能。”（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六朝小说与传奇有怎样的区别？》）蒲松龄则自觉继承志怪的传统，采用传奇描人叙事的艺术手段和格式，“记神仙鬼狐精魅故事”，也偶写“畸人异行”，结果写出了“描写委屈，叙次井然”，以及“说妖鬼多具人情，通世故，使人觉得可亲”（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的《聊斋志异》，大大发展了唐传奇艺术。
说《聊斋志异》“用传奇法，而以志怪”，还表现在题材涉猎范围广泛，能婉转细致地刻画出人间的种种美和丑的形象，把真挚强烈的爱憎感情，鲜明的政治态度，独特的社会见解、奇异的生活幻想全部融化在超现实的题材中，使之既有志怪的奇幻诡谲、又有传奇的细腻缠绵，从而开辟了题材的新天地，为历代文言短篇小说所罕见，也表现在主题思想达到了更高的境界，志怪、传奇中本来就蕴藏着许多进步的主题，如《搜神记》中的《李寄斩蛇》、《干将莫邪》，体现了赞美理想、歌颂斗争、藐视困难和战胜险阻的坚定信念和揭露统治阶级的凶残，讽刺封建社会的腐败，歌颂人民的抗争以及追求幸福的愿望。而唐传奇《霍小玉传》、《任氏传》等，又在反强暴、争自由的基础上，着力突现揭露黑暗的力量和同情劳苦人民的深情上。《聊斋志异》继承了这种优统，把志怪小说明朗、大胆、热情的风格与唐传奇深沉、含蓄、隽永的特色熔铸于一炉，把争自由，反强暴的主题，向更高境地发展了一步，如《红玉》、《商三官》、《王者》、《考弊司》、《石清虚》、《潞令》、《梦狼》、《席方平》等许多篇章，都痛快淋漓地揭露了封建政权下“官虎而吏狼”的残暴与黑暗，是清代社会的真实写照，而《成仙》、《促织》更直接控诉了统治阶级令人发指的罪行、矛头直指封建阶级的最高统治者、这在文言短篇小说的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仅此一点，即足以证明《聊斋志异》主题的高度。此外，在情节的起伏变幻、曲折离奇，结构的严密精巧、别开生面，语言的简明流畅、形象生动等方面，也是它以前的文言小说难以企及的。《聊斋志异》“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的含义还不止于此，它不仅是指作品的艺术特色、作者的艺术观点以及文言短篇小说发展史上的继承与创新规律，还涉及到创作方法问题。《聊斋志异》主要写神仙鬼狐花妖与人共同生活的故事、这些精魅有人的思想情感，富有人情味。故事的矛盾冲突、悲欢离合，也多是按照人的生活逻辑来进行的。但解决问题却又往往有超自然的力量，这既是志怪传奇的特点，更是民间文学的特征。蒲松龄的创作在于他以丰富的想象力，把奇异的幻想升华为艺术作品，更在于他对现实有所爱憎，能够在作品中塑造人性的精魅，抒写自己强烈的感触，让作品人物借助神力，实现作者理想的人生设计，给读者以真、善、美的启迪。这在创作方法上，已不是“发明神道之不诬”，也不仅仅是“作意好奇”，在现实描写基础上的驰骋想象，运用幻想把天上、人间、地府捏合在一起，循着人世间的轨迹发展故事，绝大多数花妖狐媚的形象是美好的，他们善良、多情、有侠骨，并永远为善良的人们服务，这种积极浪漫主义的艺术经验，归纳起来仍然是“用传奇法，而以志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