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渔是清代戏曲作家和戏曲理论家，生平著述丰富，在戏曲创作和戏曲理论上都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尝试，尤以戏曲理论方面的贡献闻名于世。
他曾撰写传奇作品《奈何天》、《比目鱼》、《蜃中楼》、《怜香伴》、《风筝误》、《慎鸾交》、《凤求凰》、《巧团圆》、《玉搔头》、《意中缘》等十种，合称《笠翁十种曲》。
其戏曲理论创作见于《一家言•闲情偶记》，其中《词曲部》论述戏曲创作理论，《演习部》和《声容部》的若干部分，论述戏曲舞台艺术，即所谓“登场之道”。李渔广泛吸取前人的理论成果，联系当时的戏曲创作实际，并结合自身的创作经验，对戏曲理论作了较为全面的系统总结，为戏曲创作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李渔十分强调戏曲文学的特殊性，“填词之设，专为登场”，他抓住这一特点对戏曲创作的特殊规律，进行理论探索。其主要观点，集中表现在《闲情偶记•词曲部》的六个章节中，即结构第一、词采第二、音律第三、宾白第四、科诨第五、格局第六。这些论述涉及到戏曲创作的各个方面，其中对戏曲结构、语言、题材等问题的论述尤为精彩。
强调剧本创作命题和结构的重要性，是李渔戏曲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他突破了前代戏曲创作中重词采、重音律的主张，认为词采、音律都必须为剧本命题结构服务。并直接指出当时不少剧作失败的原因，“非审音协律之难，而结构全部规模之未善也”。由此，他系统地提出了“立主脑”、“减头绪”、“密针线”等一套完整的理论主张。他要求作者“每编一折，必须前顾数折。顾前者，欲其映照，顾后者便于埋伏”，反复强调戏剧作品浑然一体的整体艺术效果。
关于戏曲语言，李渔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戏曲语言，必须具备舞台艺术的特性，因此作者撰写剧本时，必须“既以口代优人，复以耳当听者”，以取得“好说”、“中听”的良好效果。他针对明代中叶以来戏曲语言上的流弊，对曲文、宾白提出了“重机趣”、“忌填塞”、“声务铿锵”等理论主张。而且，李渔还对戏曲语言提出了性格化的要求，“语求肖似”，“说一人肖一人，勿使雷同，弗使浮泛。”他还针对“自来作传奇者，止重填词，视宾白为末着”的现象，强调宾白的重要性，要求作者“当以曲文等视”。
李渔还反复强调戏曲取材的创新，要求戏曲创作“脱窠臼”，选材要新、要奇，从日常生活中求新，从人情中求奇。他还告戒人们，“文字之新奇，在中藏不在外貌，在精液不在渣滓，”这的确是颇有见地的。
简言之，李渔的戏曲理论是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和整体性的，它从舞台实际出发，揭示了戏曲创作的若干规律，有总结，有突破，有发展，自成体系，对中国戏曲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