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杂剧的繁荣，既有深远的艺术渊源，又有着特殊的社会背景。就其艺术渊源来说，元杂剧不仅直接继承了宋杂剧、金院本的艺术，而且广泛地吸取了各种表演艺术和其他姊妹艺术的丰富的艺术营养。古代的俳优活动，古代的歌舞、唐宋的大曲、法曲、传奇，宋代的诸宫调、唱赚，以至于唐诗、宋词、杂技、武术、绘画、造型艺术、地方民歌，等等，无不对元杂剧产生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可以说，元杂剧是我国肥沃的艺术土壤上开出的一朵十分鲜艳的花朵。
其繁荣的社会原因，则有下列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城市经济的发展。宋代的城市经济就已相当发达。元蒙贵族进入中原后，把掠夺来的财富和括来的工匠集中于城市，推动了工商业的发展。《马可波罗游记》里说，当时中国城市“既大且富，商人众多，商业工艺之民，大多制造丝、武器与鞍鞯，以及各种商品”。“营业之妓女，娟好者达两万人；每日商旅及外侨往来者，难以数计，故均应接不暇。至所有珍宝之数，更非世界上任何城市可比。”城市经济的繁荣，为戏剧的繁荣创造了条件。
第二，社会矛盾的尖锐和民族文化的交融。元代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曾激起人民长时间的反抗。这种斗争不仅为剧本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而且激起了剧作家的创作激情，象关汉卿那样的杰出作家，就公开宣称：“一枝笔在手，敢搦孙吴兵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许多剧作家借用和改造历史题材，折光地反映了现实，表达了当时人民的愤慨和希望。作为时代风云的晴雨表，作为时代的产儿，元杂剧深深地扎根于元代社会的土壤之中。元朝作为多民族的统一的国家，国内民族的文化交融也以空前的速度在进行，少数民族的生活反映在元杂剧之中（如关汉卿的《拜月亭》，《哭存孝》，王实甫的《丽春堂》，石君宝的《紫云亭》），少数民族出身的剧作家（如李直夫等）登上了剧坛，少数民族的音乐和曲调则丰富了元杂剧的音乐。
第三，封建传统观念的松动。元代统治者虽也曾任用过一些“理学名儒”，如许衡，吴澄等人，但推行儒教的积极性远逊于前代。他们以马上得天下，始终迷信武力，而对思想统治的威力，对意识形态中的复杂斗争，还不十分敏感。作为游牧民族的奴隶主贵族，元蒙统治者虽有其落后的一面，但他们的生活礼俗却能突破封建礼教的某些禁忌。例如对封建的闺范、封建的贞操观念，他们就采取了一种不同的态度。这种思想的松动，不仅部分地解放了剧作家的思想，而且扩大了剧本表达的思想领域。从今天保留的元杂剧和元杂剧剧目来看，只要不正面抨击当时的权势者，不妆扮四大天王、十六天魔，剧作家似乎可以相当自由地驰骋自己的才力。剧作家思想束缚的一度松弛，无疑促进了元杂剧创作的繁荣。
第四，作家和人民的接近。元代长期停止科举考试，广大知识分子无进身之阶；后来虽恢复了科举制度，但如《草木子》所言，“至于科举取土，只是万分之一耳，殆不过粉饰太平之具”。广大知识分子的地位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他们始终是“儒人不如人”。知识分子地位的下降反而使他们与人民的地位靠近了，因而了解人民、同情人民，这才写出了许多优秀的剧目。而元杂剧的繁荣，又是以涌现了一大批优秀作家和作品为标志。
第五，统治者对戏剧、歌舞的爱好和提倡。这虽不是元杂剧繁荣的根本原因，但我们也应该想到“上有好者，下有甚者”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