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认为当时社会存在深刻的矛盾。他说在远古社会，人人都“为而不争”，大家都从事生产劳动而不相争夺，因此，社会的管理很容易。在那样的社会里，人们是为了生活的必需品而生产劳动，虽然生产水平不高，生产品的量不多，但是大家使用它时都能爱护，不使其损坏，又不随便浪费积蓄，所以还不至于穷尽。但是随着社会越来越向前发展，社会组织变得越来越复杂，法令规章也越来越详细，人们变得越来越聪明，拥有的能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技术越来越多，而生产出来的物品也越来越超出必需品的范围，变得千奇百怪。照理说，人们应该更加富裕、自由，社会应该更加和谐了，但实则不然。社会财富虽然大大增加了，但并没有为社会所有，大部分生产者越来越贫困，财富的生产者转化为被人奴役的劳动者，社会上出现了“弃人”，即被抛弃的人，也出现了“弃物”，即被弃而不用的物品（《老子》第20章）。另一方面则是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一部分人过分享乐腐化，追求“生生之厚”（《老子》第79章）。《老子》第五十三章指出当时的社会对立情况是：“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财货有余。”即朝堂上打扫得十分整洁，穿着漂亮的衣服，佩带锋利的宝剑，饱食精美的饮食，占有多余的财富。而田野里都是一片荒芜，仓库里非常空虚。因此，老子认为这只能是使社会产生“大怨”。他说到这样的地步，即使想去调和，也已经很困难了：“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老子》第79章）社会的“大怨”，即使去调和，也必然还会有“余怨”，怎么可以达到完善的地步呢？
老子并没有停留在对社会异化现象的抨击，而是对造成社会异化的深层原因进行反思。他认为是人类对自身的感情和理性能力的过度自信才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对于人的道德情感和理性能力，老子作了深入地批评，指出它们都不可能是正确的人生与政治原则的基础。例如人的情欲，一般人总是没有限度地追求财富和地位，到头来不但使自己的感官变得麻木，同时也使自己的心灵得不到宁静。他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聘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12章）。即使人的所谓伦理和道德情感，在老子看来，也难以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除了家族成员之间的仁爱之情多少还有点合乎人的自然本性之外，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的“仁爱”往往失之虚伪，反而把社会关系搞得更乱。至于人的认识能力——智慧，正如前面所指出的：“智慧出，有大伪”（《老子》18章）。人们总是过分夸张自己的认识能力，并且依凭这种能力制造器物、设立制度，但历史证明，所有这些器物和制度反而使人迷失了自己的本性。老子认为，不要把人类自身看得过于伟大。
老子曾经归纳指出，如果要真正使社会归于宁静，就必须对现有的政治伦理信条进行反思。他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士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老子》38章）“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即是说真正有道德的人不以现有的“德”为德，因而他们才真正领悟和据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是说那些下德之人则死守现存的“德”不放，因而他们实际上没有真正领悟和拥有“德”。老子认为只有那些真正领悟和拥有德的上德之人才能无为而无不为，相反，那些没有真正领悟和拥有德的下德之人则难免有所局限。从现有的伦理道德原则来看，如果说仁还与真正的德有点联系、做到极至也能收到无为而无不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的效果的话，那么那些离真正的德已经很远的义与礼就不可同日而语了。从现实社会生活中看，固有的政治伦理道德造成了普遍虚伪和混乱。
老子认为我们需要换一种生活的活法。他对这种生活的方法做了点描述，总之是与当时流行的趋势唱反调：如一般推崇刚强，而他主张要柔弱不要刚强，“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老子》8章）。“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老子》78章）。“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老子》76章）。“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老子》43章）。老子说他有三条原则：一是慈，二是俭，三是不敢为天下先。《老子》第67章云：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这三条原则与当时的常识有很大不同。
老子认为我们也需要换一种政治的法则，他理想的政治是道治。道治的主要内涵是无为。老子反对搞繁琐政治，主张“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60章）。反对刺激人们的欲望：“不见可欲，使民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恒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老子》3章）。主张省赋敛：“民之饥者，以其上食税之多也，是以饥；民之难治者，以其上之有为也，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老子》75章）道治的内涵与现有的政治原则形成了鲜明的对立：比如过去要强调伦理，老子主张讲事理：“其政闷闷，其民谆谆，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老子》58章）。比如过去要强调教化，老子主张讲自化：“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不欲而民自朴”（《老子》57章）。比如过去要强调群体，老子主张讲个体生命：“名与身孰亲？身与贷孰多？得与亡孰病？”（《老子》44章）。《老子》的理想社会被这样描绘：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80章）在这样的社会里，不发展物质文明，即使有科学技术成果也不运用、不使用，在物质条件匮乏的环境中，通过自己身心的修养和调节，自以为过上了美好的生活，人人获得的都是甜美的饮食、安乐的居处。
老子的重大发现不仅在于他的崭新思维，而且在于他发明了新的哲学。老子有一个立足点是，道比人重要，谁也离不开道。他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25章）。道即天地万物变化的总法则。老子认为应该把人类置身于自然规则之中，从自然规则与人类社会相统一的角度去把握人类生活的准则。
在老子之前，已经有对自然界运动变化的研究。老子与前人不同的地方是：
第一，他用更加概括的语言对自然界运动变化的过程和特点进行了描述。如他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42章）。自然界基于阴阳二气的矛盾运动而产生变化。任何自然界的事物都是对立面的相互统一，例如美丑、难易、长短、高低、前后。
第二，他认为自然界运动变化具有法则。自然界万物的生长、毁灭，好像没有任何秩序，但实际上却存在和谐美妙的图景，而形成这种图景的法则即是道。只不过它不容易为人所认识，但它确实存在：“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老子》21章）。
第三，他对自然界运行法则的认识与前人也大有不同。一般人认识自然运行的法则都是从事物主要的方面去加以把握，而老子说，在自然现象之中，实际上起主导作用的并不是事物刚强的方面，而是事物柔弱的方面。他曾以草木为例加以说明，春天来了，小草嫩芽初生，随风摇摆，看上去是多么柔弱，可是这时正是小草生命力最旺盛，最富发展前途的时候。一到秋天，小草已经长高，直立在大风之中，看上去是多么坚强，可是这时正是它快要枯死，快要结束生命力的时候。故老子说：“其生之也柔弱，其死之也坚强”。事物效用的发挥也往往是事物否定的方面。老子曾举车匠制车轮、陶匠制陶器、工匠建房子等例子对此加以阐述。陶匠制陶瓶，要选择沙土，并依据一定火候，才能制成陶瓶。陶瓶制成后，真正起作用的并不是这些沙土，而是陶瓶中的空间（《老子》11章）。老子认为常人因为看不到事物柔弱、否定的方面比刚强、肯定的方面更有力量，从而对自然运行的规则产生错误的认识。他把刚强、肯定的方面概括为“有”，把柔弱、否定的方面概括为“无”，并认为：“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皆生于有，有生于无”。也就是说：天道总是凭借它柔弱、否定的方面生育万物，柔弱、否定的方面包含着无限的可能性。
老子哲学思想最重要的启示是一定要认识到人是有局限的，思考问题要有因天道而行的视野。二是要有“反者道之动”的逆向思维，要看到从反面看问题的重要性。这两点是老子给中国文化开出的清醒剂，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