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相平奉诏选补孔和为孔庙百石卒史状》中的《汉元嘉三年三月壬寅诏书》，在反映汉代诏书形成途径和用语格式上有如下特点：
（1）据汉末蔡邕《独断》一书记载，汉代诏书形成途径及用语格式有三类：一是皇帝主动下诏，其格式为：首称由“告”字后跟承诏官的衔、名组成，中间述诏书正文，末尾多用“如故事”字样收笔。二是奏下诏书。即：臣下的奏请，由尚书令奏对，皇帝如批准，答“可”字，然后由尚书令在“可”字前加书“制日”字样，表示其后的“可”字为皇帝批准之语，若将之下于某官，也称诏书。三是奏拟诏书，即臣下的奏请，尚书令奏对后，皇帝未画“可”字，由尚书令批“已奏”二字，并据奏对时皇帝所授精神起草诏书。首称格式为：写奏对并负责草诏官之衔名，接写“下所当至”语式。再接写所草诏书正文，结末书“如诏书”字样。本文诏书从形成途径上属第二类“奏下诏书”，从用语格式上说，与蔡邕所述二、三两类基本吻合，只是奏对者不是尚书令，而是司徒、司空。
（2）详于奏对经过，疏于对实际下发诏书内容的核准。这反映了汉代诏书形成途径的又一特色。以本文中诏书为例，前半部分为奏对之文，其首称、末称格式，除将“昧死”字样改为“稽首”外，均与西汉奏文格式相吻合，其正文反映了奏对的过程；后半部分为奏对人起草的复文，显然未再履行由皇帝批准的手续。这就容易出现后半部分内容可能会溢出奏对精神之外的漏洞，给权臣上、下其手，开了方便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