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研究的“非道德化”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命题，也是经济学实现其“科学”目标的必要条件。这一观念肇始于威廉.配第。对配第这样注重实际的思想家来说，科学就是度量，就是应用数字和推理分析和解释经济现象。配第显然不能接受经济分析中非经济的伦理道德因素的渗入，他主张，为了保持研究的纯粹，需要在研究过程中将道德因素撇开。“按照配第的看法，科学的存在并不是为了处理道德问题，它不过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道德仅仅在人类应用科学进行选择时才会出现。”配第关于经济学研究的非道德化命题是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早期尝试，熊彼特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将其称之为“鼓舞人心的启示”，“富有启发性的纲领”。
       经济学研究的“非道德”命题总是与科学和理性结合在一起。对理性的强调，对经济利益追求的认同和鼓励，对伦理道德在研究过程中的排斥，使经济学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也使经济学的科学性不断增强。在现代社会，经济学的学科地位不断提高并成为“社会科学王冠上的明珠”，研究方法的“非道德化”是经济学研究科学性增强的重要因素，是经济学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在古典经济学那里，尽管配第关于经济学研究的“非道德化”命题得到了广泛回应和认同并在推动经济学研究的科学化和形式化方面作出初步贡献，但是，斯密方法论的深刻影响依然存在，道德因素并没有从经济学研究中被彻底清除。这在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那里有着鲜明的体现。进入经济学发展的新古典时代之后，对经济学形式化和科学化发展的强烈愿望提出了对经济学研究“非道德化”的更加强烈的要求。
       经济学研究中的“非道德化”在增强经济学科学性并提升经济学学科地位的同时也压缩了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从而削弱了经济学的解释能力，这引起了部分经济学家的关注和批评。如果说早期来自非经济学领域的攻击者的目的在于毁灭经济学的话，在经济学成长过程中来自其内部的批评者的目的则在于完善经济学。他们对经济学研究“非道德化”的批评，为的是放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拓展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增强经济学对现实的解释能力。这种批评，在一定意义上，是对恢复斯密式的结合演绎和归纳，联结科学与道德的研究路径的一种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