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心说”是李贽最著名的文艺观点。它的提出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他认为“童心”是创作“天下之至文”的内在基础，是一切文学作品（诗歌、小说、戏剧）的根本。可释之为“本心”，就像人在孩提时代那样未经事故、未受社会习俗、社会意识濡染，至真至纯。就是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怎么做，毫无假道学的假仁假义，言不由衷。
（2）李贽这种“童心”不排斥“私心”的见解，不仅有力地揭露和抨击了宋明理学家假道学的虚伪性，而且说明了李贽的“童心”，即不同于孟子的“赤子之心”、“善心”，也有别于老子“孩提”之心，它明显带有明末资本主义思想的萌芽性质。
（3）“童心”是与生俱来的，是本有的，李贽认为“童心”丧失的原因是“闻见道理”的增多，程朱理学的影响。他否定儒家经典和圣人偶像的绝对权威，抨击了封建的道统与文统，主张人们从偶像统治的封建教条桎梏下解放出来，在创作上抒发自己真挚的思想与感情。
（4）李贽以“童心”作为衡文标准。对明代以来的文坛上流行的剽窃模拟风气和复古主义倾向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评，把通俗文学提高到空前的地位。他认为，任何诗文只要表现了童心、真心，就是好作品，是天下之“至文”。且时代的先后不能成为评价作品好坏的标准。
（5）李贽对当时被封建士大夫阶层所鄙视的通俗文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在正统文人眼里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甚至诲淫诲盗之作，他颂之为“大贤”之言，不仅能与近体文人之作相媲美，且高出《六经》、《语》、《孟》。这在当时是振聋发聩之论。
（6）李贽的“童心说”，实质上传出了明末市民阶级反封建、要求个性解放的思想信息。他的这种思想，对公安三袁、汤显祖、冯梦龙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明末文学批评史上掀起了巨大的浪漫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