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发展潜力很大,如何管控对外投资风险,是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到当前阶段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办的“第三届中国与全球治理论坛”上,与会学者围绕“境外基础设施投资的政治风险管理”展开了热烈讨论。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李福胜指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存在着资本短缺问题,未来10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需求将达到8万亿到10万亿美元。我国资本双向流动形成的资本净输出将成为引领“一带一路”战略的引擎。 不过,李福胜提醒,“一带一路”战略推进过程中,企业需要特别注意沿线国家的投资风险,这里的风险主要是国别风险与地缘政治风险。他建议,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运营的同时,要尽快建立相应的全球政治风险保险和再保险平台,倡议成员国和非成员国共同参与风险分担和收益共享。此外,应未雨绸缪做好具体项目商业、财务、法律风险等常规风险之外的国别风险和地缘政治风险战略性评估。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查道炯认为很多风险是可以预见的,关键在于投资立项前的尽职调查质量,项目运营过程中要保持对政情和舆情的跟踪和调整。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蒋姮认为我国企业近年来对外投资的一些项目虽然为当地带来了丰厚的红利,法律手续很完备,也有政治外交的支持,但却出现了始料未及的重大变故。蒋姮表示,这种非商业风险背后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国企业的国际经验不足,对高冲突、高风险国家的非政府力量重视不够。蒋姮建议用“组合拳”做好高冲突国家风险管控。从企业层面来讲,应加强冲突敏感性的培训和认识,增加项目的亲民度,将企业社会责任落到实处。从政府层面来讲,应做好海外投资的保护与保险,加强高冲突国家的国别研究,整合资源,推动企业、非政府组织、媒体、智库全面“走出去”,研究外交政策与援外政策在不干涉别国内政的情况下与时俱进,加强海外投资产业规划与引导,加强国际合作。 李福胜教授认为,在现有的合作平台基础上,还需要完善我国的海外投资风险应对机制,对每一个项目的国别风险、地缘政治风险进行仔细评估,用好包括金融在内的多种风险应对工具。 根据以上材料,回答以下问题: 结合有关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论述我国向“一带一路”国家投资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