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理想的高扬。东汉末年的动乱，使建安文人饱受乱离之苦，也激起他们的政治热情，建功立业、扬名后世，成为他们共同的追求。曹操以天下为己任，其政治理想最具代表性，对同时代的文人有着很大的影响。曹丕、曹植也有着“救民涂炭”之志，而“七子”更是都有卓尔不凡的气质。建安文人政治热情的普遍高扬，造成了当时诗歌雅好慷慨、志深笔长、梗概多气的特点。建安诗歌这种悲凉慷慨的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二、人生苦短的哀叹。当时社会动乱，生灵涂炭。面对短促而又多艰的人生。建安诗人采取了三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是单纯的哀叹。如徐干《室思诗》中的“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第二种是慨叹岁月短促、功名未立，却仍努力追求，曹操的《短歌行》是这方面的典型。第三类是努力突破天命的限制，在有生之年追求更高的人生价值，这在曹操的《龟虽寿》等诗中得到充分体现。后两种思想体现了建安诗人积极的人生观，对后世有志之士有很大的激励作用。
三、强烈的个性表现。建安时代是文学开始走向自觉的时代，也是诗人创作个性高扬的时代。建安诗人多高自标置，以文才武略自负，在进行诗歌创作时，不肯踵武前贤或效法同辈，而是另辟蹊径，努力展现自己独特的风貌，如曹操诗古直悲凉，气韵沉雄；曹丕便娟婉约，有文士气；曹植诗“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在诗体的运用上，建安诗人也各具匠心。曹操的四言诗独擅一时；曹丕的《燕歌行》二首被誉为七言之祖；曹植、王粲、刘桢、蔡琰则以五言诗名世。鲜明的个性色彩，是建安诗歌独具魅力的标志。
四、浓郁的悲剧色彩。由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建安诗歌带有浓郁的悲剧色彩，刘勰《文心雕龙·乐府》中说他们“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慆荡，辞不离于哀思”。建安诗人处于时代与个人双重悲剧的交汇点上，他们敢于正视苦难的社会与人生，勉励自己及他人惜时如金，及早建功立业，赢得不朽的名声。